长长的，没有尽头的队伍，正在缓慢地从祖拉康移向达赖喇嘛尊者的寝宫。我联想到拉萨的冬宫布达拉和夏宫诺布林卡，那亘古无双的精髓，如今在哪里？队伍中的人们，都是刚刚翻越雪山，冒着生命危险，从藏区各地步行而来的逃亡者。他们穿着节日盛装，最小的，还在母亲的怀里吃奶，最老的，拄着拐杖，步履蹒跚。有的看上去满脸沧桑，像露宿风餐的牧羊人、农人；有的看上去保养良好，像养尊处优的城里干部。各个阶层，各个年龄的人都来了。他们向前移动的同时，前额还轻触着手里的哈达，低声祈祷。进入寝宫时，都不约而同地弯下了身子。是的，每一个藏人，在朝见达赖喇嘛尊者时，都不会抬起腰，即使藏传佛教的其他法王也不例外。因为藏人视尊者为佛法僧三宝中的一宝，如法守戒使他超越凡俗，变得高贵。还有，尊者是登地菩萨，观世音的化身，因世间众多的有情仍然挣扎在烦恼里，他发愿再来，降落人间，普度每一个生命。凡夫们礼敬尊者，希望在自己的成长中，有尊者的指导、加持和庇护，并达到尊者的境界。这其实，是在为自己积累福智的资粮。

十位民运人士在外交与新闻部的旺贞拉姆小姐陪伴下，及时地赶到了。

尊者仍在接见他的子民。三位怀抱着鲜花的印度人，和我们一样，在外间的客厅里等候晋见。带着露珠的鲜花，尽情地盛开着，散着清香。这很像藏人的习惯：拜见尊者的时候，常带着最珍贵的供品。据说，流亡政府图书馆里收藏的金、银汁大藏经，贝叶经，佛像等，都是藏人克服种种困难，小心翼翼地从西藏境内背来，供养尊者的。一位藏人朋友告诉我，她的父亲曾珍藏着一条价值连城的卡垫，买旧货的商人，每次到她的家，都会加上一些钱，而她的父亲说，“就是他们出一百万我也不卖，这是将来有机会时呈献衮顿的。”她说，“我的家里还有一个鸡蛋形黄色瓷杯，杯底印有一条几乎肉眼看不见的龙，有水的时候，龙会自然变大，那是一件稀世珍宝。我的父亲也常说，‘这是献给衮顿的。’”后来，我的朋友的父亲因为收藏流亡社区的书籍，被抓进了监狱，不久，去世了。家里的收藏被抢劫一空。“我最难过的就是父亲一直希望呈献衮顿的东西都丢了。” 朋友自然自语着。

轮到我晋见了。十位民运人士被安排在前面的沙发里，围着矮茶几。我和旺贞拉姆小姐一起坐在了后面的椅子上。

尊者进来了，大家立刻站起，敬献哈达。尊者认出了其中的一、两个人，很高兴地和他们握手。轮到我展开哈达，走近尊者时，他更深地笑了，“你穿着藏服啊！”为我戴上哈达后，尊者握住了我的手。尊者的手不强壮，也不软弱，这是一只稍微干燥而没有任何欲望的手，清净，慈悲，载满了空性。

尊者在右边的第一个沙发里坐下后，我们相继坐下了。

今天能见到大家非常高兴，由衷地欢迎你们。尊者说话了。

来自澳洲民主阵线的秦晋先生说：……我这次到达兰萨拉的目的，是请求尊者您担任中国民主运动的总领袖，因为您在世界和中国民运人士的心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威望，只有您才能把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这个，我看不太合适。尊者微笑着。

那么，召开联合民运大会时，请您参加可以吗？另一位澳洲来的人士说话了。

这可以。尊者说。

在台湾召开吧？一位台湾人立即接过了话题。

台湾的佛教徒，每次来达兰萨拉见我时，都流着眼泪，说，您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台湾？尊者停下了，又说，不过，是否先考虑在美国？

就有人说到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尊者看着那位台湾人，说，我不反对一个中国。为什么你们不能反过来以台湾的民主解放大陆呢？

又说到了民运。

我给你们民运提个意见。尊者说，你们的力量太分散。有不同的意见不是坏事。在藏人中，也是什么看法都有，甚至有人对我的中间道路批评的很厉害。这不是什么坏事，应该让大家把想法都说出来。现在，我们正在召开的特别会议，就是让大家说出不同的看法。最后还是有一个统一的愿望，就是都希望解决西藏问题。代表们说出的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心愿，也是境内藏人的心愿。因为境内藏人没有说话的自由。我从没有说过我是藏人的领袖，只是说，我是六百万藏人的自由代言人。如果你们也能代表中国境内的民众说话，尤其是代表中国农民，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他们在中国境内没有说话的权力。意见不同不是坏事，仍然可以组织起来，轮流负责领导。

两位僧人端来了茶。是纯正的红茶，由我们自己加糖和奶。我和旺贞拉姆小姐等待着尊者，直到他喝了第一口，我们才端起杯子。

谈到藏中会谈时，澳洲来的一位先生说，在这方面，我有一个想法，一般来说，中国的官员们，总是把上层的思路摸索得很准，我想主要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并没有把流亡政府的代表的真实想法反映到上层，而是按照上层的想法汇报了情况。

有人提到五台山，说，尊者，我相信您一定能回到五台山。

尊者说，我曾和一位台湾法师发愿，有朝一日去五台山，我将用藏文念诵《中观根本论》，他用中文念诵，如果因缘具足，再请一位印度人用梵文念诵……

尊者又谈到现在的中国政府已和过去不一样了。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的胡锦涛时代，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从邓小平不管黑猫白猫，抓推老鼠就是好猫起，中国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了。他说，“如果毛泽东能返身回来的话，会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右派，我要统统开除。”

惹得大家一阵笑声。我惊讶于尊者极为准确的汉语发音，比如各族人民大团结，民主，及每一个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名字，甚至尊者能听懂我们用汉语谈话的基本内容。尊者称赞胡耀帮，是一个不同寻常（extraordinary）的中国领导人。

当我们从达兰萨拉这间朴素的会客室里，凝望世界的时候，天地如此真实而层次有致。我理解了藏人为什么把尊者比作太阳，世界为什么把尊者奉为和平的导师。短短的两个小时四十分钟，不自觉中，我们扔掉了一些当代中国人固有的猜忌，虚假，复杂，也变得简单，真挚，甚至虔诚了。可是，半个世纪以来，尊者竟然被指定为残酷剥削藏人的“农奴主的总代表”，“分裂主义头目”！

为什么中国政府的理念，总是和这个世界相悖？为什么那些邪恶的政权，比如缅甸，北韩，苏丹，及前红色高棉的支持者，都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当之无愧地成了地球上黑社会的老大！”这是世人的口头禅。然而，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从那个黑社会里走出来，看见明媚和平的天空和感受到达赖喇嘛尊者那迂回在宇宙之间的菩提心呢？

结束时，有人请求尊者签名留念。尊者提笔，在每一个人的哈达上，用藏文写下了：达赖喇嘛。“啊，图吉且！”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尊者停下了签名的手，抬起头，笑了，“图吉且？你可以说图吉且啊！”

又有人请求和尊者照相。尊者就站在中间，尽量地张开双臂，让每一个人都能进入他的怀里。我把手递给尊者，他攥住了，又一次，那超凡脱俗的怜爱和清净，绵绵而来。

站在我们中间，尊者谈起了他最近在新德里的手术，说，那样的手术，一般人只用十五分钟，而我用了三个小时，休息了一个星期，现在好了。我还可以吧？

的确，尊者看上去健康而又神清气爽。

大家仍然依依不舍地围着尊者。“我和你们一个一个地照相。”尊者说。一位从日本来的中国女士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所感动，拥抱了尊者，而我恰好站在这位女士身边，也拥抱了尊者。

走出尊者的住地，那长长的没有尽头的朝圣队伍已被转经的人们取代。祖拉康之上，经轮转动的声音，由远而近。为什么我要和尊者拥抱？我突然问自己，并想起了西藏古老的关于双肩燃烧着神灯的传说。在遥远的拉萨时，我曾注意到，就是普通的藏人，在背着重量的时候，也尽力地用臂膀承载，以呵护双肩。而尊者，作为观音菩萨的化身，那千手千眼之间，何止仅有照明的神灯？！我想到那些西方元首在接见尊者的时候，都尽量地保持距离，以握手和鞠躬表达他们甚深的尊敬。我知道，我的行为在藏人的眼里，必定怪诞。

为什么不能入乡随俗？从我第一次看见尊者的照片到如今，十一年了。这十一年中，我从藏人那闻所未闻的，甚至毛骨悚然的灾难中，一层又一层地走出中共的红色宣传，像藏人似的，每听到尊者的名字，会泪水流淌。可是，我为什么要毫无顾及地直起腰，抚触那神圣的双肩？

到底是一个汉人。有些史学家分析，中国自秦朝进入了帝王专制时期以来，官僚和民众的矛盾，导致了无数次的大规模起义和朝代的更替。动荡的社会，失去了建筑精神文化的基础，尤其是中共执政六十年，无神论的教育，使汉人丢掉了宝贵的崇敬心，或者说，一切崇敬都围绕着物质，人们生活的轴心，就是私心。那么，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我想到的只是自己一时的情怀，这并不奇怪。

又見達賴喇嘛尊者

朱瑞

發佈者：觀察

我是在西藏首府拉薩買下這身藏服的，那時，萬萬沒想到有一天會穿著它，晉見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尊者。生活在五星紅旗下，怎敢奢望拜見一位獨裁政權認定的分裂分子頭目，一尊忍辱負重的佛，一輪流浪的太陽！

感謝命運，一個最不可能發生的，又在潛意識裏朝朝暮暮期待的奇?出現了。這是繼2008年11月22日，我和十多位漢人一起晉見尊者後，又一次走進尊者的宮邸。這一天是2008年12月30日星期二。

幾位印度人已等在外間的客廳了，並遵照藏人的習慣，捧著疊好的哈達，端坐在舒適而樸素的藏式矮椅上。有一對夫婦還帶來了一個七、八歲左右的小女孩，她好奇地盯著牆上裝裱在彩緞中間的佛祖畫像，而後，又走到鑲嵌在牆壁裏的書櫃旁，那些厚厚的佛教經典迷惑了她。一忽兒，小姑娘又轉到了客廳中間的小桌旁，仰視那盆盛開的蘭花。不知道中國的宮廷是否允許小孩子進入，而在這裏，差不多成了慣例。尤其藏人朝聖的時候，不管剛學走路的，還是懷裏吃奶的，都要帶上。現在，外國人也喜歡帶著孩子前來遊覽這第二個拉薩或參加尊者在這裏舉辦的法會。不同種族，不同地域的人們，都渴望自己的下一代在成長中得到尊者的指引和祝福。

輪到我晉見了。尊者已站在了會客室門前，微笑著。我弓身走近時，尊者拉起我的手，一同進入了會客室。當然，這是尊者讓我們這些感到緊張的人，在他面前放鬆的一種方式。在茶几後面的長沙發中間，尊者示意我坐。我沒有坐，並繞過茶几，向會客室中間挪去。尊者看出了我的目的，攥住我的手不放，我還是執著地到了地毯中間，對著尊者，磕了三個等身長頭。

“哪里學的？”尊者笑著問。

是啊，哪里學的？十一年前，當我第一次站在布達拉宮前，看見年齡不等的藏人從各個方向彙集而來，有的還放下經筒，對著尊者住過的房間，匐伏時，無論如何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我也會不能自已地磕長頭，並且領略到，只有磕長頭，才能表達我甚深的感激和尊敬。然而，從哪里開始的？只記得在西藏、美國、加拿大，只要有可能，我就對著尊者的照片，或是遙遠地對著尊者本人匐伏，淚水流淌。

尊者示意我坐在長沙發的右側，離他最近的地方。

當尊者說到中國不能只想發展經濟，還需要相應的政治改革時，問我，“對不對？”

我說，“對。”

“ 對？”尊者笑了，那是一種沒有任何塵埃的純粹的笑聲，無法想象我們的話題，是關於那個殘暴的共產主義政權。如同在顯微鏡下觀察宇宙間的一粒微塵，尊者面對它時，是客觀的，完整的，有距離的。“可是，那個龍在雲的上面，聽不見我們的話。我們需要拽它的尾巴，再拽一下，”尊者為起頭，伸出右手朝上拉了兩下，像是那裏真的有條龍，而那不可一世的尾巴，被戲劇性地拽住了。

有一瞬間，趁才嘉先生翻譯，尊者站了起來，走到空調下，拿起遙控器， “你接著翻譯，接著翻譯。”看到才嘉先生要站起來，尊者輕聲地說著，打開空調，似乎覺得大了一些，又調了兩次，暖氣柔如春風。

“很早以前，西藏就有文化大革命。”尊者回到沙發上，嚴肅地看著我。

“西藏……有文化大革命？”我吃驚了。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破壞，這個不是，是文化上的改革。比如，早期西藏的宗教是苯教，後來佛教傳到了西藏，對苯教有了很大的革新。”

“啊——”我恍然。

尊者笑了：“你出生在哪里？”

“中國東北。”

尊者立刻想到了滿族的前車之鑒，說，“面對十二億漢人，少數民族的存在，在中國應該是一個嚴肅問題。”

是的，關心所有的弱勢族群，是尊者與生俱來的品德。我早已從流亡社區的老人之家、託兒所、幼稚園的完備設施中，特別地感受到了。

還有，在瓦拉那西（鹿野苑）講經期間，幾乎所有的印度乞丐，都集聚起來，沿著瓦拉那西西藏高級學院門前的長路，坐成了一排。最後一天，當尊者移到佛陀初轉法輪的神聖之處時，乞丐們也跟到了那裏，坐在聽眾的邊緣。這是那些從沒有過深層精神體驗的中共領導人們，永遠不可能理解和承認的。“不僅富有的人，就是乞丐，也在跟隨達賴喇嘛，他走到哪里，他們就跟到哪里。”一位美國人感歎道。

當我談到和中國比較，西藏的歷史相對穩定時，尊者指出了朗達瑪時期的動蕩。“不過，”尊者說，“藏人在對佛教的研究上從沒有停止過”，並談到“普度眾生”這個詞，在他自己的修持中特別的力量，還不假思索地對我講到德絨喇嘛的書和祈願——“讓我把寫此書的善果，獻給所有的產生：願他們脫離輪回，早日成佛，我自己寧願下到地獄，世世代代承受痛苦。”

“這不是口頭說的，他發了這個願，就要實際去做。”說完，尊者陷入了沈思，過一會兒，尊者看著前方，自然自語：“有些時候，我也這樣想，如果能夠真正地幫助痛苦中的產生，我一個人到地獄裏，也沒有關係，這是佛陀的教誨。”

整個採訪都是才嘉先生翻譯的，尊者最後擔心起來了：“你的英語怎麼樣？”“還在學習嗎？”“英語是國際通用語言，一定要學會。”

我請求尊為不久前天下雜誌出版的《達賴喇嘛教你認識自己》一書簽名留念，尊者打開第一頁，立刻在淡藍色的空白處寫下了，

為朱瑞啦：

願你虔誠為他人做事的功德圓滿！

達賴喇嘛
2008年12月30日

合上書站起來時，尊者正拿著一尊黃綢子包起來的釋迦牟尼銅像，左手托著底部，右手撫著背部，佛像如同從來都在尊者的手裏，已經和尊者的生命融在了一起：“他是我的老闆，”尊者說著，舉起佛像，輕觸自己的頭頂，而後，放進我的雙手。

想起當年，榮赫鵬從甘丹池巴洛桑堅贊手裏接過佛像的時候，已從內部發生了質變。應該說，從某種程度上，他已從一個侵略者變成了保護者，甚至後來榮赫鵬還成立了世界佛教協會。二戰期間，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在捧著那尊佛像。那麼，從尊者手中接過這尊佛像，將給我的生命帶來什麼樣的質變呢？

納摩古汝唄（頂禮上師）
納摩布達雅（頂禮佛）
納摩達日瑪雅（頂禮法）
納摩桑葛雅（頂禮僧）。

我在心中默念著，已把佛法僧供奉在了頭頂！

尊者展開了一條長長的純白色哈達，太長了，幾乎觸到了地面，為我圍上後，又繞了一圈，而後，拉起我，站在會客室的佛龕前，就這樣，我又一次如願地和尊者一起照了相。比較那些五十年來一直期盼著在有生之年能看一眼尊者的境內藏人，身為漢人的我，太幸運了。

告別尊者，我退著一步一步地離開，每多看尊者一眼，就多一份安全感。我理解了藏人，為什麼把尊者的照片擺在家裏，挂在胸前；我也理解了，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的大街小巷，每當尊者歸來，或是啟程，人們都會放下一切，等在路邊，不僅僅藏人，還有當地印度人，歐洲人，美洲人，華人……有一次我正在買衣服，那位女店主說，“我不能賣你了！”“為什麼？”我吃驚地看著她。“嘉瓦仁波切就要來了！”說著，她為孩子和自己點燃了幾柱藏香。我們出來時，路邊已站滿了人。那天，是印度前總統來達蘭薩拉看望尊者，而尊者親自去迎接。人們自願地等在尊者必經的路上，舉著燃香、哈達，當尊者的車經過時，都不自主地彎下腰，那種根深蒂固的虔誠、敬仰、愛戴，是任何宣傳無能為力的。

那麼多的印度商店、克什米爾商店裏，甚至沒有他們自己領袖的照片，卻懸挂著尊者的肖像，連印度設在達蘭薩拉的銀行也不例外，很明顯，尊者就是人們心中的佛。

不僅在達蘭薩拉，在美洲、歐洲、大洋洲，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當尊者出現時，都有數不盡的人們，千山萬水地蜂擁而去。人們敬仰尊者，因為他是這個時代慈悲的典範，永遠以善報惡。我的一位白人朋友說，“見教皇之前，我要首先拜見達賴喇嘛尊者。”

甚至連毛澤東那樣殺人如麻的人，對於尊者的流亡，也以劫持為名，為尊者敞開了中國的大門。而目前，觀世音化身的尊者連朝聖文殊菩薩的聖地五臺山都難以成行，可見當權者，已失去了自信的底線。

我並不吃驚，幾乎所有拜見過尊者的人，都更加堅定地支援西藏的正義事業，我更不吃驚，中共的領導人，正在極力地躲避與尊者會談，他們實在害怕，在見到尊者的那一瞬間，可能突然意識到一個詞，叫做惡貫滿盈——他們承受不起否定自己的打擊。

完稿於2009年月6月

陽春三月，探訪達蘭薩拉

2009/04/07

陳破空

陳破空先生在達蘭薩拉拜見達賴喇嘛

達蘭薩拉，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世界矚目的焦點。多次萌生前往探訪的念頭，卻又多次放棄。如今才意識到，當初放棄的原因，十分可笑：以為印度是一個危險國度，以為達蘭薩拉海拔高，會有高原反應。“畏途巉岩不可攀”，我裹足不前。當我終於鼓起勇氣，踏上那片陌生的南亞大地時，卻發現，印度遠比想象的安全，達蘭薩拉更予人意想不到的愉悅和美感。頓覺相見恨晚！

優美山鎮，世外桃源

乘飛機抵達印度首都德裏（Delhi）後，休整一日，搭上往北的夜行列車。一覺醒來，便是印度北部城鎮帕坦科特（Pathankot）。在那裏，再換乘汽車，向達蘭薩拉（Dharamsala）進發。那是陽春三月的早晨，汽車在蜿蜒的公路上賓士。群山，叢林，小溪，短橋，矮屋，路旁掠過的風景，似曾相識：酷似小時候我穿行的中國川北風光。印度無處不現的綠木碧草，讓我驚訝：印度的綠化面積，竟是如此的高！

驅車兩個多小時，達蘭薩拉在望。汽車爬上崎嶇山道，時而起伏，時而盤旋。看似只能通行一部車的窄路，卻不時有車輛對面交錯。只是，錯車時，其中一車幾乎需要停駛。於是注意到，車輛大多為迷你型白色轎車，想必是為了適應當地的山間窄道。山路迂回，山勢險峻。顯見司機都練出不凡身手，才能駕輕就熟，於陡峭與曲折中，遊刃有餘。

達蘭薩拉，有上下兩鎮之分。高山腳下的下達蘭薩拉，主要居民為印度人；高山之巔的上達蘭薩拉，才是藏人聚居地。那是一個小鎮，數條坡形小街沿山而起，盤桓彙集於山頂。鎮中心之外，遠近山巒間，星羅棋佈的，還有各式建築，有的是民居，有的是兒童村或各類學校，有的是寺院或廟宇，有的是西藏流亡政府各部辦公處。

陳破空先生在達蘭薩拉與西藏兒童在一起

是小鎮，也稱得上是逶迤在海拔1800米高山之間的一個小山城。但見各式房舍，小巧玲瓏，層層疊疊，掩映在密林濃蔭之間。四面崇山峻嶺，古木參天，花草遍野，飛鳥撲鳴。群峰之後，還有更高的雪峰。終年積雪而人為罕至的巍峨雪峰，構成達蘭薩拉的壯觀背景。

就是這麼一個高山小鎮，旅館、餐館、茶社、網吧、商鋪等，卻比比皆是。原來，達蘭薩拉早已成為馳名國際的旅遊勝地，各國友人，徜其間。他們中，有的是志願工作者，有的是佛教修行者，有的是遊客。舉如，餐館在半山上，享用在屋頂上，把酒臨風，蒼山盡攬；又舉如，旅館在山頂上，臥室在峭壁間，憑窗四顧，滿眼碧空青嶂。如此意境，世外桃源，正是國際友人的最愛。

分布在山坳間的流亡政府各部和議會，房舍簡樸，卻運作自如，在藏人流亡地有效施政。頗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之寓。在流亡途中，藏人已經完成民主改革，包括政府和議會，都由流亡藏人直接選舉產生。這一事實，不僅與中共把持的今日西藏形成明暗對照，並戳穿了中共所謂“達賴集團要讓西藏回到農奴制”的惡意宣傳。而就在這次訪問中，筆者查閱大量史料並採訪1959年以前曾生活于西藏的藏人，證明，所謂從前西藏是“農奴社會”、甚至“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的說法，本身就是中共精心炮製的彌天大謊。

三一零，藏人盛會

三月九日，依傳統，藏人舉行為達賴喇嘛祈福的長壽法會，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四大法王、數百僧侶、以及數千民眾出席。法會在大昭寺舉行，歷時三個小時，主要包括祈禱、念經、獻經、降神等程式。法號齊奏，法鼓齊鳴，場面恢宏，氣氛莊嚴。許多老外也前往旁觀，領略藏傳佛教的完整儀式。

陳破空先生在達蘭薩拉發表演講photo/桑傑嘉

我留意到，除僧侶盡披紅色袈裟外，普通藏人，大多著傳統藏袍。女裝，短褂配條紋長裙，花色燦爛，且顏色繁複，各人不一；男裝則較為統一，多為銀灰色或黑色長袍，內鑲白色長巾。第一次領會，藏人傳統服飾，原是如此考究，精美耐看，獨具民族特徵。

三月十日，藏人舉行“五十周年抗暴紀念大會”，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西藏流亡議會，以及四千多民眾，彙集大乘法苑，以演講、祈禱、歌聲，表達藏人抗暴意志和重返故土的決心。象徵自由西藏的雪山獅子旗，如林似海。達賴喇嘛在致詞中，重申中間道路，呼籲中共對話，早日解決西藏問題；達賴喇嘛也痛責中共：把西藏變成了“人間煉獄”。中共當局在稍後的回應中，雖假惺惺表示“對話大門隨時敞開”，但竟又搬出達賴喇嘛于二十多年前、甚至四十多年前的言行立場，續以抨擊，避而不提後者的最新立場（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落實西藏的真正自治），顯示中共毫無對話誠意。

印象深刻的，是紀念大會的儀式。身著鮮豔傳統藏裝的青年男女，組成儀仗隊，在鼓樂聲中，呈獻歌舞。歌曲包括西藏國歌、起義歌、悼亡歌等。歌聲淒美而激昂，舞姿婉轉而有力，神情悲愴而堅韌，展示一個民族在強暴面前的威武不屈。達賴喇嘛和眾嘉賓進場或退場時，青年男女們則化成兩行繽紛天使，擊鼓揚彩，恭敬迎送。

當日下午和晚上，流亡藏人還分別舉行了遊行和燭光晚會。萬人遊行隊伍，浩浩蕩蕩，旌旗飄飄，從上達蘭薩拉行至下達蘭薩拉，蔚為壯觀。晚會上，燭光搖曳，鼓樂和鳴，歌聲，淚水，如訴如泣，追緬那些為自由和尊嚴而慘死於中共槍口下或黑獄中的英勇藏人。

音樂，歌聲，與哈達

藏人的音樂與歌聲，柔美似花，鏗鏘如鼓，悠揚、深沈、激越，堪稱絕世之音，我聞之動容，禁不住潸然淚下。這個民族，不應該領受今日之厄運：家園遭蹂躪，信仰遭強暴，祖宗之廟被搗毀。憑如此優美絕世的音樂與和歌，這不可能是一個次等民族，而堪稱優秀民族。

不論是三月九日的長壽法會，還是三月十日的抗暴紀念大會，都展現完美的儀式與排場，諳于宗教傳統，也合于高雅世風。尤其令我感動的是，在那裏度過六日，竟被敬獻哈達七次。藏人待人禮數，遠遠超過漢人。憑他們行禮如儀，不可能是一個野蠻民族，而稱得上文明程度極高的民族。可以想見，被中共汙為“野蠻”、“落後”的從前西藏，定是禮儀之邦。

雪白的哈達，體現藏人的禮節，也代表藏人的情誼。其間，我曾不經意地對華人女作家朱瑞感歎：用這麼多哈達，要花多少錢啊！後者正色回應：那麼，鋪在佛像上的金粉呢？又花多少錢？你不能用世俗的價格去度量信仰的價值。我慚愧而頓悟：是啊！中共以從前西藏有眾多僧人、尼姑為口實，指責西藏社會落後、民眾負擔沈重云云，皆是以俗不可耐的鼠目寸光，妄視清淨高遠的佛教之國，等同無知與玷污。

保存藏傳文化，達賴喇嘛的遠見卓識

此行，三次見到達賴喇嘛。前兩次是在法會或集會上，第三次，是達賴喇嘛與中國民運人士會見。像從前一樣，他熱情、開朗，談笑風生，自信而幽默。望著這位慈祥而睿智的尊者，心中感慨萬千。

五十年前，這位藏人心目中的至尊活佛，被迫流亡。在身後，追隨他的，是數萬男女老幼，翻越莽莽雪山，穿越浩浩荒原，曆盡千難萬險，最後在印度北部安營紮寨。那情景，讓我聯想到《聖經》中的“出埃及記”：摩西帶領產生，走出苦海，脫離奴役；也聯想到三國時，劉備攜民渡江。仁者大任，古今中外與同。

而當年，年僅二十四歲的達賴喇嘛，一踏上流亡旅途，就清醒地意識到，保存面臨滅頂之災的藏傳佛教與文化，是當務之急。他果斷行動，首先以辦學校和建寺院的方式，全力保存西藏的宗教、文化、語言等傳統。

幾個大型兒童村在印度各地建立起來，目前容納藏族孩子一萬多名；除此之外，還建立起多家青年接待所、技術學院等。幾十個寺院也在印度各地建立，包括大昭寺、哲蚌寺、甘丹寺、沙拉寺等。拉薩的羅布林卡夏宮（曾遭中共炮擊），複製于達蘭薩蘭後，成為西藏文化與藝術中心，集教學、研究和生產於一體。

挽救和保存藏民族的語言、文化、宗教傳統，具有遠見卓識的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做到了。就在西藏境內的文化、文物、古跡、寺廟遭受空前浩劫之際，藏傳佛教文化，卻在印度流亡地牢牢生根，乃至宏傳世界。在達蘭薩拉，我看到，無數外國人前往學習藏傳佛教，使這個高山小鎮，成為界各地仰慕藏傳福音的朝拜聖地。

負如此成就，諾貝爾和平獎，之于達賴喇嘛，當之無愧。世界各大媒體評比最具影響力的百位世界名人榜上，幾乎每年，達賴喇嘛都名列前茅。達賴喇嘛，不僅是藏人的精神領袖，也成為世界範圍的精神領袖。中共之詛咒，不過是桀犬吠堯。

人性，令強權者無能為力

春光明媚日，青山滴翠時。在夾於山坳間的一個兒童村裏，我見到了年齡不等的孩子，從幾歲到十幾歲，就讀於不同年級。他們都是近些年從西藏而來。父母把幼小的孩子託付給人，爬越雪山，渡盡險關；不遠萬里，就是要把孩子交托給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並留下來接受正統教育。據統計，每年偷渡前往投奔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的藏人，多達二至三千人。

遠離了父母的這些孩子，實際上等同孤兒。兒童村運作因而採取家庭式，老師與孩子同住，讓孩子們覺得，老師就是父母。見到有外人來參觀，孩子們都興奮地撲上來，牽起我們的手，展示他們的家園：校舍整潔，環境幽雅，窗明几淨；課室、圖書館、宿舍和廚房等，設施完善，一應俱全。老師介紹一名年齡最小的女孩，才滿周歲，是從西藏境內過來的艾滋孤兒。我抱起她，無語凝視，淚濕眼眶。

碰見兩位日本女士，她們說，自從來過一次，就惦記上了這裏的孩子，忍不住要再來，於是年年都來，帶禮物給孩子們。許多外國人都是如此。對孩子的愛，對藏人的同情，彙集成國際社會對西藏人民的堅定支援。中共動輒以“有人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指控西藏國際支持者，只能證明，中共並不瞭解人類的原始基因：同情弱者，蔑視暴政。人性，人情，愛，令強權者無能為力。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9年4月號）

張博樹：西藏問題的根本出路作者﹕張博樹

3月份以來，西藏與奧運攪在一起，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國內短視的政治家沾沾自喜於煽動民族主義的小伎倆，一方面操控國內輿論，用所謂「主流民意」對抗國際社會的批評，另一方面抓緊對藏區的整肅，以期平安度過奧運。殊不知，今天的西藏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的重大的危機因素。解決西藏問題需要大勇氣、大智慧，小伎倆則可能葬送西藏，也葬送中國。

西藏問題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西藏問題首先是人權問題。儘管當權者不願意承認，我還是要直言，這個令中共領導人頭疼的問題，究其源，實在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自己一手造成的。

我們不用把歷史扯得太遠。從元至清，西藏政府與北京的關係是宗屬關係還是平等關係，學界有爭議，我們可暫且擱置，不去管它。重要的是1912年以後的西藏確實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處於事實上的「獨立」狀態。這種狀況直到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與北京中央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議，才宣告結束。雖然這個協議也是城下之盟的產物（昌都之役解放軍重挫藏軍，已經打開進軍西藏的大門），但總的講，協議內容是溫和的，也是建設性的。協議強調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時認可西藏的現行制度不變、達賴喇嘛的地位不變，可謂當代中國最早的「一國兩制」。

1954年，19歲的達賴和16歲的班禪雙雙進京參加第一次全國人大，成為毛澤東的座上賓，被分別安排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西藏前途似乎一片光明。問題暴露始於1955年。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從這一年開始加速，並迅速從內地波及昌都和川、滇、青、甘各省的藏區。這些地區不受十七條協議的約束，「民主改革」轟轟烈烈。激進的共產黨地方領導人試圖將「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一次完成，「一步登天」，強力打擊農奴主和他們的「代理人」，沒收寺院的土地、財產，大力推行集體化，詆毀藏人的宗教信仰，強迫上層人士和喇嘛僧人「改造思想」，結果引起藏人的不滿、反抗。1956～58年，各地藏區武裝叛亂從小到大，此伏彼起，但旋即遭到解放軍的強力「平叛」、「會剿」。數以萬計的康巴和安多藏人西涉金沙江，逃進西藏，這就為1959年的拉薩「叛亂」埋下了種子，也為這樣的「叛亂」何以能夠發生、乃至何以必然發生提供了最基本的歷史線索。

後邊的事情就不用細說了。拉薩「平叛」勝利標誌著中央政府用武力獲得了對包括西藏在內的整個藏區的絕對控制權，也標誌著西藏快速進入「社會主義」的開始。像我這個年齡的中國人是聽著「雪山上升起了紅太陽」之類的歌曲、看著《農奴》這樣的電影長大的，那時真的相信在黨的領導下「翻身農奴」們早已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後來看了大量材料，才知道這些宣傳有許多不真實的地方。中國共產黨的黨專制體制，領導人的無知、狂妄，以及他們在藏區推行的一套極「左」政策，給西藏僧俗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1962年，位列「國家領導人」的班禪喇嘛致信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痛陳他所看到、聽到的藏人經歷的種種苦難。由於班禪絕無反對共產黨領導之意，而是披肝瀝膽向黨反映藏區真實情況，所以這份被稱為「七萬言書」的文件可視為那個年代描述藏民苦難狀況的可靠文本。不妨在這裡摘引幾段：

──關於在藏區開展「階級鬥爭」：「大部分或者不少地區，幹部對運動是否細緻和質量好壞不加考慮，一味地追求轟轟烈烈和恐怖尖銳，不看打擊是否準確，而把規模和數量作為主要的目標」，打擊了很多不該打擊的人。往往「被鬥者雖然沒有特別嚴重的罪行和過錯，也要捏造許多嚴重的罪行，並予誇大，隨心所欲，顛倒是非」。許多無辜的人不得已逃亡國外，留下來的人也生活在恐懼之中。

── 關於藏區人民生活：「由於農業地區發生了『五風』和對糧食抓得過緊，以及對群眾留糧的標準低，因而造成口糧很緊」，有不少家庭「斷了口糧」，在一些地方甚至發生了餓死人的情況。「過去西藏雖是黑暗、野蠻的封建統治的社會，但是糧食並沒有那樣缺，特別是由於佛教傳播極廣，不論貴賤任何人，都有濟貧施捨的好習慣，討飯也完全可以維生，不會發生餓死人的情況，我們也從來沒聽說過餓死人的情況。」

──實施「專政」造成大量犯人非正常死亡：「平叛」結束後，「全西藏關押犯的數字達到了總人數的百分之幾，這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1959年毛主席曾指示，由於西藏人口少，應採取不殺人或只殺極少數人的政策，但事實卻與此相反。除關押上層人士的監獄情況稍好外，大部分關押普通犯人的監獄管理極其糟糕，監管人員不關心犯人的生活、健康，惡言恫嚇、恣意毒打的事情時有發生。更甚者，監獄管理者「故意把地勢高低和寒暖差別很大的南北上下的關押犯遷來遷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體，褥墊不能防潮，帳篷、房屋不遮風雨，食不飽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淒慘，還讓起早摸黑地勞動，並由於把最重最苦的勞動活交給那些人去幹，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禦地出現體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醫療不完善，使大量關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

──關於宗教民族問題：「在所謂『破除迷信』之下，反對宗教此其一；消滅佛像、佛經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計地使僧尼還俗此其三。」在要求僧尼還俗時，「首先在各寺廟以所謂『學習』和『發動』的名義，將僧尼集中在大經堂或大房子內，不分晝夜地緊張地學習和強迫動員其互相進行批評，掀起尖銳的鬥爭浪潮；對公開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歡革命等各種帽子，進行無法忍受的沒頭沒腦的鬥爭和打擊」。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竟有讓喇嘛站一邊，尼姑和俗女站一邊，強迫他（她）們互相挑選成婚」的現象發生。在西藏，原有各類寺廟 2500餘座，「民主改革」後僅剩70餘座；原有僧尼總數約11萬人，外逃1萬，也還有10萬，「民主改革」後僅剩7000人。特別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地方「公然無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畫的佛像和經書用於製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由於做了許多瘋子也難做出的行為，因而使各階層人民詫異透頂，心緒混亂至極，極度灰心喪氣，眼中流淚，口稱：我們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語，指沒有宗教的地方）」！

嗚呼！讀著這樣的文字，我自己的心也在流血，臉上感到發燒。

這些問題中的大部分內地也有，但在西藏卻具有更惡劣的性質，以更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加以放大。無論當政者試圖用自己的社會理想，改造西藏的初始動機含有多少善意乃至崇高的成分，造成這樣駭人聽聞的結果都是一種罪惡，是一種由於無知、狂妄、狂熱和狂暴造成的罪惡！

在這種情況下，10數萬流亡到印度和海外其他地方的藏人呼籲全世界關注西藏人權、西藏問題成為全球矚目的標誌性問題之一，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更何況，當時還是冷戰時期，西藏自然成為東西方意識形態角力和中、蘇、印、美等不同國家基於民族國家利益博弈的一個交匯點。美國中央情報局確曾向西藏流亡人員提供資金、技術等方面的支持，這種支持乃是美國遏制「共產主義勢力擴張」努力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人當然可以大罵美國佬妄圖「分裂中國」，居心叵測，但話說回來，如果共產黨自己不在西藏幹了那麼多蠢事，搞得那麼多藏人四處流亡，別人又怎麼可能說三道四，或者愣往裡邊插一槓子呢？

這裡還沒有說到文革。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一來，因為它更「紅」、更「左」、更極端也更暴虐，自然給西藏帶來了更大的災難。本文就不再贅述。

開明的中共領導人曾反思「左」禍給西藏帶來的災難

客觀地講，中共領導人中不乏開明人士，他們曾在不同時期、不同崗位上抵制西藏工作中的「左」的做法，儘管在那個大的歷史背景下，能夠取得的成果有限。

西北出身、60年代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勳，一直負責同班禪聯繫，對班禪寫《七萬言書》、向中央反映情況的過程十分清楚，也因此背上「遷就、放任班禪」的罪名。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習仲勳被免職，除了「利用小說進行反黨」這個主要罪名外，「遷就、放任班禪」也是一條罪狀。另一名被免職的中共高級官員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從1947年起就出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李維漢。1962年4月到5月，北京召開民族工作會議，會上一些民族宗教界人士發表了尖銳的意見，李維漢表現得十分冷靜、坦誠，他表示歡迎大家的批評，對嚴厲指出共產黨的一些做法「太失人心」的藏傳佛教大師喜繞嘉措甚至給予很高的評價，稱讚他「光明磊落，心如明鏡」，是「民族宗教界一面愛國的旗幟」。但李維漢的做法後來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說「統戰部不抓階級鬥爭，搞投降主義」。

文革結束後，西藏百廢待舉，民族政策、漢藏關係需要調整，藏民的生活需要改善。1980年5月，剛剛在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上走馬上任不久的胡耀邦和萬里一起飛赴西藏考察，在飛機上胡耀邦就對隨行的新華社記者講「我們在民族地區的政策，一定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自主權，這是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作報告，強調西藏發展必須解決的「六件大事」：第一是「要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權利」，「中央和中央各部門發的文件、指示、規定，凡是不適合西藏情況的，你們不要執行。」「你們根據你們自己的特點，制定具體的法令、法規、條例，保護你們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第二是「根據當前西藏相當困難的情況，要堅決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要大大減輕群眾的負擔。」「我們確定在幾年之內，免去西藏人民的徵購任務。」第三，「西藏要實行特殊的靈活政策，便於促進生產的發展。」第四「要把國家支援你們的大量經費，用到促進發展農牧業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來。」第五，「要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發展藏族的科學文化教育事業」。胡耀邦特別強調，「輕視西藏的歷史、語文、藝術是完全錯誤的。……熱愛少數民族不是講空話，要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尊重他們的語言，尊重他們的歷史，尊重他們的文化，沒有這個就叫空口說白話。」最後一條，要讓藏族幹部自己管理西藏，爭取兩年內，藏族幹部佔到脫產幹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我們跑到這個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歷史任務嘛！」現在西藏「連部隊三十萬漢族同志，這怎麼行呢！」以上這些，可以簡單概括為六個字，那就是「免稅、放開、走人」，此即胡耀邦為解決西藏問題力主推行的「非常措施」。

這些主張，切中時弊，當時即受到藏區上下的熱烈歡迎。當然，由於歷史條件所限，包括胡耀邦在內的中共開明領導人還沒有能把西藏發生的問題上升到制度層面去檢討、去反思。胡耀邦在5月29日的大會上就強調不要算歷史細賬，應該「團結起來向前看」。這反映了胡耀邦作為政治家的老練、機敏，也折射出中共一代改革者的苦衷乃至無奈。畢竟，當代西藏歷史中的眾多悲劇是和共產黨的這個體制、和這個黨推行的社會政策直接聯繫的，是這些政策的後果。不從根本上反思西藏問題產生的根源，就不可能真的解決這些問題。

改革年代西藏問題的新症候

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90年代和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有了巨大的發展，中央政府也的確向西藏投入了更多資金，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發展的特殊優惠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國家直接投資西藏建設項目、中央政府實行財政補貼、全國進行對口支援等全方位支援西藏現代化建設的格局，西藏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政治體制依然如故，黨控制藏區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事務的總格局依然如故，名為自治區、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自治的可悲狀況依然如故，西藏問題的核心並未真的解決，而且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產生了一系列新問題。

市場經濟變成權貴經濟，內地如此，藏區同樣如此。黨專制體制和開放政策的結合造就了新的特權階層，包括漢人，也包括那些在黨政機構和文化機構任職的藏人。面對經商大潮中內地漢人的蜂擁而入，拉薩等地的普通藏民大有被歧視乃至被邊緣化的感覺。更可怕的是無孔不入的宗教控制。從外表看，西藏的宗教生活已經恢復，國家花巨資重修、維護那些標誌性的佛教建築，寺廟裡香火旺盛，再也不會發生把《大藏經》拿去漚肥的事情。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甚至只是事情的表面，問題還有更真實、更深刻的一面卻被這種外在的、具有面具特徵的東西隱瞞了、遮蔽了。

對西藏問題頗有研究的獨立學者王力雄曾多次深入藏區考察，他的結論是：西藏並無真正的宗教自由。一方面，政府對登記在冊的寺廟宗教活動嚴加管理，限定寺廟僧人「編制」，禁止寺廟之間「串聯」，規定寺廟之外不許宣傳宗教；另一方面，對自發的、政府控制之外的宗教活動則嚴格取締，絕不能使之產生影響。在康巴藏區，距離色拉縣城不遠的喇容山谷有一座五明佛學院，1980年創辦時只有30多人，到了90年代末，已有藏漢僧眾近萬人，招致政府的恐慌。當局嚴令佛學院減小規模，規定原有的4000多名藏族女僧眾只能保留400人，4000多男僧眾只准保留1000人，1000多來學佛的漢人則必須全部離開。這個要求遭到院方主持活佛的拒絕，因為對出家人來說，勸僧人還俗屬於最嚴重的破戒行為。政府於是自己動手，派人強拆僧眾居住的房屋，2001年7月10日達到拆房高峰，一天之內拆掉房屋1700多座。「我聽在場的人描述當時場面，一邊是摧毀房屋的聲音此起彼伏，塵煙四起，一邊是上千尼姑抱頭痛哭，震天動地。那一段五明佛學院周圍山上到處都是成群結隊的流浪女尼，風餐露宿，躲避政府的追捕。」

嚴格控制宗教的一個更致命的結果是造成藏傳佛教傳承的可怕斷裂。傳統西藏宗教本來有一套內部制約系統，比如達賴、班禪雖有「轉世」制度，但格魯派的高僧和寺廟主持卻實行任期制，由具有真才實學的喇嘛競爭，獲勝者才能成為葛丹寺主持，且是達賴、班禪的當然老師。這個制度幾百年延續不墜，保證了藏傳佛教純正教義的代際相傳和「高僧大德」的不衰。但1959年後這個延續過程被中斷。80年代至今，雖然表面上宗教活動得以恢復，宗教的核心──通過高僧虔誠的信仰、深入的佛學鑽研和教化活動啟迪眾生──卻已經難覓蹤影。執政當局對現存僧團領袖實施「逆淘汰」選拔機制，「凡是堅持宗教原則、拒絕充噹噹局工具的僧團領袖都會遭到打壓整肅，甚至判刑，藉以警示其他僧侶；對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煩，傳統地位比較高的僧團領袖，則當作『統戰對象』，既給一定甜頭，也把大棒始終舉在他們頭頂；而對個人利益至上，善於投機，放棄宗教原則，甘當政府工具的僧團領袖，則給各種好處，安排人大、政協甚至政府官職，對其活動大開綠燈，提供資源，使其成為吸引其他僧團領袖的樣板」。總之，「今日中共雖然標榜宗教自由，但是其宗教政策對佛教的破壞，並不比毛澤東時代更少。毛澤東是要徹底滅佛。歷史上西藏也有過滅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續，因為宗教是在信徒的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滅。而今日中共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侶階層整體墮落，卻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險。」

正是由於上述一切，儘管西藏過去 30年來經濟上有了長足的進步，普通藏人的生活也有了改善，有了提高，但藏人還是不滿意，藏區還是「事情」不斷，西藏問題仍然是一個「問題」，且不斷被國際社會所關注。今年3月份以來發生的「事情」，不過是這個沒有中斷過的演變過程的最新發展而已。
妖魔化達賴喇嘛愚蠢至極

3.14「打、砸、搶、燒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立刻宣稱這是「達賴集團」指使、操縱的結果。4月份奧運聖火傳遞中出現的衝突，當局又斷言是「達賴集團」唆使「藏獨分子」所為，目的在破壞奧運，為「西藏獨立」張目。

用「分裂問題」代替人權問題，從根本上說，源於當權者的統治需要，這是明眼人一看即知的事兒。但一定要把屎盆子扣到達賴喇嘛頭上，卻體現了中共傳統政治邏輯的荒謬無理，也暴露出執政者缺乏長遠的戰略識見和政治智慧。

達賴喇嘛是藏傳佛教的精神領袖，也是當今世界備受關注的政治人物。當年達賴倉皇出逃時才24歲，半個世紀的流亡經歷已經使這位藏族智者把佛門的深邃、寬宏和自由民主等當代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融匯在一起。早在1987年，達賴喇嘛就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五點和平建議」，包括「使整個西藏變成一個和平區」、「中國放棄向西藏地區移植人口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權和民主權利」、「恢復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以及「就西藏未來的地位和西藏人民與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問題舉行誠摯的談判」。1988年達賴喇嘛又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議」，主張「西藏應當成為一個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實體，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聯盟』關係」、「由中國政府負責西藏外交事務，但是西藏政府在國外可以設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辦事處」等等。近年來，達賴喇嘛更是在多種場合明確表示不尋求西藏獨立，只要求藏區的真正自治；在方法和實現途徑上，力主和平非暴力的「中間道路」，通過與中央政府的真誠對話、談判解決問題。2002年以來，達賴的特使已經同北京統戰部的官員舉行過六次會談，向中共執政當局詳細解釋達賴喇嘛「中間道路」的立場，但沒有獲得北京方面的任何回應。

中共的僵硬姿態從當政者的傳統政治立場看很好理解：西藏制度安排早就「大局已定」，還有什麼好談的？認可達賴所說的「自治」將動搖黨國根基，更不可能有任何鬆口。在這個意義上，「會談」對中共方面只是敷衍，只是作秀，當然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但這種拖延卻給達賴方面帶來越來越大的麻煩，因為達賴喇嘛有一個如何向他的海外流亡藏人群體和國內信眾交代的問題。

海外流亡藏人有各種各樣的組織、團體，政治立場也不盡相同。其中激進者如近來引起人們關注的「西藏青年會」（藏青會），其政治主張就與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差異甚大。這個組織成立於1970年，主要由流亡藏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構成，目前已有數萬人規模，在全世界40多個國家設有分會。藏青會最初贊成非暴力，但這些年態度發生轉變。2007年這個組織召開年會時，它的領導人就表示：達賴喇嘛倡導非暴力沒有錯，但這麼長時間沒有結果，「很多人不相信了，這條路走不通」。走不通怎麼辦？藏青會傾向於用暴力解決問題，包括在藏區醞釀「人民起義運動」。據說已有700多藏人自願報名，要「不惜生命」來捍衛自己的「主張」。達賴本人則明確表示反對任何訴諸暴力的企圖和行動，如果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他只能以「辭職」以示心跡。就在幾天前，達賴接受《亞洲週刊》記者採訪時還談到，他相信放棄追求西藏獨立、爭取高度自治的中間道路仍然是流亡藏人中的主流民意，也是藏區人民的主流民意。對於藏青會要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表明，他只能勸告藏青會不要走激進道路，但他無法下命令讓藏青會閉嘴。

北京可以不完全相信達賴喇嘛的表白，因為消除長期形成的政治敵意需要時間、需要面對面的溝通；但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味把對方妖魔化，把達賴說成是「藏獨」的總後台，是「披著袈裟的豺狼」，一定要全國共誅之，天下共討之，這樣做的結果，卻只能把達賴置於很尷尬的境地（當他試圖給藏人中的激進勢力施加影響時），也把中共自己置於政治上的死角（一副生冷、僵硬的專制者面孔），丟棄了政治談判中應有的迴旋餘地。這難道不是極其愚蠢的做法麼？！

當然，歸根結底，是中共頑固而僵化的傳統政治邏輯在作祟，在這個邏輯關係中，沒有平等談判的對手，只有你死我活的敵人；更是當政者的利益邏輯在作祟，根據這個邏輯，西藏「自治」要不得，它將對黨國體制構成根本的威脅，也對一大群這個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構成威脅。在這樣兩個邏輯面前，達賴喇嘛的被妖魔化，倒也變得容易理解了。但是，天理何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根本前途何在？看著近來被精心鼓噪起來的海內外新「拳民」幼稚而又淺薄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狂潮，反觀我們這個國家面臨的真正深入骨髓的問題，真讓人感到五味雜陳，夜不能寐。

在憲政框架內尋求西藏問題的真正解決

西藏問題首先是人權問題，但又不僅僅是人權問題。人權災難僅僅是「果」，而不是「因」。不合理的專制政治制度才是造成西藏問題的總根源。

共產黨當初不是想為西藏人民、為百萬「翻身農奴」辦好事、帶來福祉麼？我相信是這樣的。但歷史上好心辦壞事的例子比比皆是。晚清時朝廷曾大力整頓藏務，推行改革，以防止列強勢力繼續染指西藏。1907年張蔭堂向清廷提出「治藏大綱二十四款」，1905～1911年趙爾豐在川、康兩省推行「改土歸流」，除鞏固清廷統治外，本意上也有移風易俗、為藏族百姓「辦好事」的一面，但這些「改革」卻遭到了藏民的強烈抵制。半個世紀後共產黨在藏區重複了同樣的事情，且更加系統、更加雄心勃勃，其結果，則是對藏區生靈、藏區宗教文化更大規模的破壞。

事實上，20世紀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已經被歷史證明是一個錯誤，是百年社會轉型中一個巨大的方向性扭曲。它不但給漢民族帶來不幸，也給其他少數民族帶來了不幸。如今，人們正在深入反思這段歷史。過去發生了的事情當然不可能推倒重來，但牢記歷史教訓、用更科學的態度面對今天、面對未來卻是當今一代人的責任。

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尊重，對特殊文化傳統的尊重，必須落實到憲政制度層面，才能真正獲得保證。這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根本出路。

最近台灣島上成功完成的第二輪政黨輪替，是民主制度優越性的又一次彰顯，同時，也再一次反襯出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很明顯，大陸的共產黨黨專制體制，容納不了台海兩岸的統一，也容納不了西藏的真正自治。只有解構這個體制，建立符合現代文明普世價值和原則的憲政民主制度，台灣最終回歸祖國和西藏獲得高度自治、漢藏人民和諧相處的時代才會到來。

從上個世紀60年代始，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已經嘗試建立民主的政權建構。達賴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建議」也主張「西藏政府應該由通過全民投票選舉出的獨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體系組成」。達賴甚至力倡改變西藏的政教合一傳統，哪怕自己成為西藏歷史上的「末世達賴」。藏人已經為實施民主制度做了必要的準備，那麼北京的中央政府是否應該做同樣的準備呢？

毫無疑問，對掌權的中共決策人來講，改變現有制度體系，尋求建立新的制度框架，需要大勇氣、大智慧。這不僅僅是為了西藏，為了台灣，也是為了十三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說老實話，即便今後在中國建立起憲政民主體制，如何找到民族地區自治和大國治理間的合理交匯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雙軌共和制：關於中國憲政國家結構改革的一種設想」，其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分權」、「自治」有助於提升公民的權利意識和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民族地區而言，自治還有助於維護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特殊利益）；但問題還有另外一個方面，那就是利益的膨脹本性及其體現的「集體行為的邏輯」，後者勢必造成一系列「公用地的困境」，其解決必須依靠超越地方利益的上一級公共權力機構的介入，特別是中央政府的介入。所有這些都提醒我們不能在傳統的「單一制」或「聯邦制」的單一軌道內考慮問題。

如果說國家結構形式的調整、治理的多元化已經成為當今一些中等規模以上國家的現實，那麼中國──由於它的巨大的人口規模、極不均衡的地區發展水平、複雜的民族生態狀況和歷史遺留下來的不同政治實體並存的現實──更有理由、也有足夠的必要去考慮設計一種更複雜的、超越「單一制」或「聯邦制」單一邏輯的制度體系，這就是我所謂的「雙軌共和制」。這個框架還只是個原則；在這個框架內解決西藏的行政區劃和具體制度安排，還有大量事項需要研究、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比如「大藏區」概念可行不可行？可行，怎麼和大國的統一治理相協調？不可行，又如何說服藏族兄弟做出讓步？要討論。這些都需要大智慧，需要高瞻遠矚的戰略構思，也需要寬廣的胸懷。當然，要做到這些，建立起憲政民主體制是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上述一切都無從談起。

回到眼下，就中央政府而言，解決西藏問題的機會還是有的。這個機會就是真誠地和達賴喇嘛進行對話。最近北京已經表示願意恢復接觸，這就很好。即便是姿態性的，也有積極意義。大家都希望會談產生貨真價實的結果，趁達賴喇嘛健在時，建構起漢、藏民族和睦的橋樑。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則「分裂」有可能成為真的、現實的危險。我作為中國公民的一員，當然不希望西藏真的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但歷史究竟向哪個方向走，卻不取決於人們的善良願望，而要看各種政治力量間的博弈。總的說，我們應該相信，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是聯合大於分裂，聯合有助於解決人類今天面臨的許多現實問題。但聯合必須是共同利益基礎上的自願聯合。強扭的瓜不甜。這個簡單道理同樣適用於政治。

（本文作於2008年4月22～28日，北京）

【作者簡介】張博樹，1955年出生於北京，1982年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1985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研究方向為現代西方哲學中的歐陸批判理論，分別於1988年、1991年獲哲學碩士、哲學博士學位。1991年起任職於該院哲學研究所至今。

近年一直致力於百年來中國民主轉型和制度現代化之成敗教訓的苦苦追索，並逐漸確定了20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批判的研究主題。

轉自《新世紀》

藏區3.14事件社會、經濟成因調查報告

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目錄】

前言

一、快速現代化進程中的藏區經濟、社會變遷

1、中央主導的快速現代化進程
2、特定路徑下加速現代化進程所造成的社會性後果

二、70、80年代出生的藏族年輕人的生存困境

1、基礎教育存在嚴重問題
2、職業教育的和社會機會缺乏
3、生活在更開放的現代化進程相對剝奪感的加強催化了民族意識
4、對本民族傳統歷史文化的迷失和遺忘

三、藏區治理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

1、藏區治理結構的演變
2、藏區區域自治下權力結構存在的問題

四、政府對3.14事件後續處理中的失誤

五、現階段複雜的藏族宗教文化問題

六、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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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IFOR) & Swiss Tibet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STFA)

• 文章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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